恒信期货 村书记把祠堂建在我家对面，我没吭声，反手在家门口种了9棵槐树

我家门口那九棵槐树，是给村支书准备的棺材料

祠堂的地基挖下去那天，我正蹲在自家院子里磨刀。

刀刃和磨刀石摩擦的声音单调而刺耳，在七月的午后传出去老远。隔着一条四米宽的村道，对面工地上十几号人正干得热火朝天，挖掘机的轰鸣声震得我家院墙上的老灰直往下掉。村支书刘德彪叉着腰站在工地边上，穿一件白衬衫，肚子把扣子绷得紧紧的，远远看去像一只骄傲的鹅。

他选的地方很讲究——正对着我家大门，隔了不到二十米。按照规划图纸，祠堂建成之后面阔五间，飞檐翘角，大门直冲我家堂屋。这在农村讲究大了去了。大门对祠堂，叫“冲煞”，据说会挡了活人的运势，把一家老小的精气神全吸到死人那边去。

我不懂风水，但我知道刘德彪懂。他爷爷以前就是十里八乡有名的风水先生，给人看了一辈子坟地。他不可能不知道把祠堂建在这个位置对我家意味着什么。他就是故意的。

半年前村里开会，刘德彪坐在主席台上，端着一个掉了漆的保温杯，用那种村干部特有的、含混不清又理直气壮的腔调宣布了重修刘氏宗祠的决定。选址就在我家对面那块空地。他说那块地是村里的集体建设用地，手续齐全，程序合法，已经报镇里批过了。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从主席台上瞟下来，越过一排排后脑勺，准确地找到了坐在角落里搓烟叶的我。那眼神里有挑衅，有得意，还有一种“你奈我何”的笃定。他知道我是外姓人，在这村里单门独户，往上数三代就我爷爷一根苗，我爷爷走了就剩我一个。村里其他人家全姓刘，多少都沾亲带故。一个外姓人，在这村里没有说话的分量。

当时会场里坐了三四十号人，有人嗑瓜子，有人织毛衣，有人低头玩手机，没有一个人抬头看我。他们不需要看我，也不需要表态。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表态——他们全站在刘德彪那边。我慢悠悠地把烟叶卷好，点上，吸了一口，什么也没说。

散了会，我沿着村里那条水泥路往回走。经过刘德彪家门口的时候，他家二楼阳台上站着一个人，是他在县城念过高中的儿子刘小伟，放假回来。他看见我，嘴角往上一扯，冲我扬了扬下巴，用那种介于嬉笑和挑衅之间的语气喊了一声：“喂，外姓狗。”

他旁边站着两个本家的堂兄弟，闻言都笑了起来，笑声在盛夏的空气里显得格外刺耳。

我脚步没停，甚至没往那边看一眼。我只低头看了一眼脚边的影子，影子被正午的太阳踩得很短很扁，像一个被压扁了的人贴在地上。我把烟头扔进路边的水沟里，继续往家走。

我爷爷当年逃荒来到这个村子，靠一手木匠活站稳了脚跟。他给人打家具、修房梁、做棺材，一辈子勤勤恳恳，没欠过谁一分钱。他活着的时候总跟我说，做人要忍，咱是外姓人，在别人的地盘上讨生活，多吃亏少惹事。我爹死得早，没来得及给我留下什么话。我娘在我爹死后第三年改嫁去了外省，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哭了一夜，最后还是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就一个人住在这座老院子里。

院子是我爷爷留下来的，青砖黛瓦，木头门窗，虽然旧了，但结实。院子正中间有一棵银杏树，是我爷爷搬来那年种下的，如今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。每年秋天满树金黄，风一吹，叶子落满整个院子，踩上去沙沙响。我爷爷说，银杏是长寿树，能镇宅。可现在看来，一棵银杏镇不住某些人的邪心。

祠堂开工之后，刘德彪几乎是隔三差五就要来工地上转一圈，每次来都要站在我家门口的水泥路上，双手叉腰，对着工地指指点点。与其说是在监督工程质量，不如说是在享受某种胜利者的姿态。他的目光偶尔越过那条窄窄的村道，扫一眼我家紧闭的院门，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。

村里人开始绕着我走。以前在村口小卖部门前碰上，还能打个招呼、递根烟、扯两句闲话。现在他们远远看见我过来，就低头假装看手机，或者拐进另一条巷子。小卖部老板娘以前见了我总笑着说“小周来了”，现在只是把东西往柜台上一放，找零钱的时候目光躲闪，连句“慢走”都省了。

我倒省了心。不用应付那些虚情假意的寒暄，不用陪着笑脸递烟，不用在麻将桌上故意输钱好维系那点可怜的“乡亲情分”。

开工后的第三天晚上，村里的狗突然叫了一整夜。

第二天一早，有人在祠堂的地基里发现了十几条死蛇，全是被砸烂了脑袋扔进去的。消息传开，工地上炸了锅。工人们不敢开工，说这是不祥之兆，闹不好要出大事。刘德彪气急败坏地报了警，警察来了转了一圈，问了几个问题，什么也没查出来就走了。

当天下午，刘德彪带人把我家院子围了。

“周平！你给我出来！”

我正坐在屋里喝茶，听见外面的动静，端着茶杯慢悠悠地走到院子里，隔着院门上的铁栅栏看着他。

“刘书记，大下午的，什么事这么急？”

“你少装蒜！”他脸涨得通红，脖子上青筋暴起，“地基里那些死蛇是不是你放的？”

“刘书记，”我低头吹了吹茶杯里的浮沫，不急不缓地说，“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你说是我放的，有证据吗？”

“除了你还能有谁？整个村子就你一个人对修祠堂有意见！”

“谁说我对修祠堂有意见了？”我抬起头，隔着铁栅栏和他对视，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，“修祠堂是好事，光宗耀祖、福荫子孙的大好事。我虽然不姓刘，但也是在这个村里长大的，刘家的祖宗我也敬重。我一个没意见的外姓人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”

“外姓人”三个字，我说得很轻，咬得很重。

刘德彪的脸色变了几变。他身边站着七八个人，都是刘姓本家的青壮年，有的手里还拎着家伙。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是看一个不知死活的刺头，随时准备冲上来教训我一顿。

“你少跟我耍嘴皮子，”刘德彪咬着牙说，“周平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祠堂修定了，谁也拦不住。你识相的就老老实实待着，别给自己找不痛快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说要拦了？”我笑了一声，“刘书记，你不用这么紧张。修祠堂是你们刘家的事，跟我一个外姓人有什么关系？”

我说完，端着茶杯转身回了屋，把院子里那七八双眼睛扔在身后。

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银杏树下，看着对面工地上的探照灯把半边天照得雪亮。他们在地基边上安排了两个守夜的人，怕我再“搞破坏”。我仰头靠在竹椅背上，透过银杏叶的缝隙看天上的星星，一颗一颗地数。

数到第九颗的时候，我忽然想起我爷爷。他老人家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最后只说了三个字：“好好的。”

我记住了。

祠堂的地基浇筑完混凝土那天，刘德彪特意放了一挂鞭炮。噼里啪啦的响声在村子上空炸了小半个钟头，硝烟顺着风飘进我家院子，呛得我连打了三个喷嚏。

当天下午，一辆拉着树苗的卡车停在了我家门口。

九棵槐树苗，每棵都有碗口粗、三米多高，根系裹着大土球，用草绳捆得结结实实。卖树苗的老板是隔壁镇的人，不认得刘德彪，也不知道我们村这些弯弯绕绕的事。他一边卸货一边跟我聊天，说这槐树苗好啊，长得快，五年就能成材。

村里人三三两两地围过来看热闹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有人问：“周平，你种这么多槐树干啥？”我一边给树坑培土，一边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乘凉。”问的人愣了一下，看了看那九棵树苗排成一条直线正对着对面祠堂地基的位置，脸色变了变，没再说什么，转身走了。

九棵槐树，三排三列，整整齐齐地种在我家院门外的空地上。那块地是我爷爷当年买下来的宅基地，有红本，谁也动不了。每一棵树都正对着对面祠堂的大门，间距相等，像九根楔子，钉在我家和祠堂之间。

我花了整整三天，给每一棵树浇足了定根水，又在树根周围埋了一圈农家肥。第四天，我去镇上的五金店买了两捆钢管和一卷铁丝网，给每棵树做了围挡。又过了两天，我在树旁边埋了一块石头，石头上刻了四个字——“百年成材”。

消息传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。

当天晚上，刘德彪就来了。

这回他没带人，是一个人来的。他站在我家院门外，隔着铁栅栏看我蹲在院子里磨刀，沉默了很久才开口。

“周平，你把那九棵树挪走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没抬头，继续磨刀。刀刃和磨刀石摩擦的声音单调而刺耳，在夜色里传出去老远。

“你别给我装糊涂！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怒气和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不安，“你在祠堂对面种槐树，还一种种九棵，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槐树怎么了？”我终于停下手里的活，抬头看他，“《周礼》上说，天子面南，三公面北，左九棘，右九棘。棘就是槐。九棵槐树，是最高规格的礼仪，我用最高礼仪对着刘家列祖列宗，刘书记，你应该谢谢我才对。”

刘德彪的脸色在路灯下变了又变。他读过高中，后来还函授了个大专文凭，在村干部里算是有文化的人。《周礼》他大概没看过，但“面南背北”、“九棘三槐”这些词他应该听说过。三公九卿坐于槐树下议政，槐树在古代确实是尊贵的象征。

可问题是，槐树也是鬼树。

民间传说里，槐树属阴，是鬼魂最爱栖身的地方。老话讲“前不栽桑，后不栽柳，门前不种鬼拍手”，大叶杨叫鬼拍手，老槐树叫鬼打伞。在祠堂对面种一排槐树，等于给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们搭了一溜凉棚，把阳气挡得死死的，阴气全拢在祠堂里出不去。这种阴招，比在地基里扔死蛇狠多了——死蛇只能恶心一时，槐树能压你一世。

“你一定要把事做绝？”刘德彪的声音沉了下来。

“我种几棵树乘凉，怎么就做绝了？”我笑了一声，“刘书记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”

“你……”他的手指攥紧了又松开，松开了又攥紧，最后深吸了一口气，把声音压得更低，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

我把磨好的刀拿起来，对着院子里的灯光看了看刀刃，然后用拇指轻轻刮了刮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慢条斯理地站起来，走到院门边上，隔着铁栅栏和他面对面。

“我想怎么样？”我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是自言自语，“我不想怎么样。我就想安安静静住在这儿，守着我家老头留下的这点家业，谁也别来招我，谁也别来占我便宜。”

我顿了顿，盯着他的眼睛。

“刘书记，你比我大二十岁。你当村支书那年我刚上初中。这些年你在村里说了算，占了多少好处、得了多少便宜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一个外姓人，从来没挡过你的路，也没说过半个不字。但你不能因为我老实，就把祠堂往我家门口怼。这不叫欺负人，这叫骑在人脖子上拉屎。”

刘德彪沉默了很久。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了。

“所以这九棵槐树，就是冲我来的。”最后他说，语气里没有了怒气，只剩下一种冰冷的平静。

“你非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”我转身往回走，“对了，刘书记，你知道槐木棺材多少钱一副吗？”

他愣住了。

“一万二，”我头也不回地说，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，“比杉木贵三倍。我要是做成九副棺材，够我吃好几年了。”

身后传来一声闷响，是他一拳砸在了铁栅栏上。

我没有回头。

槐树种下去的第一年，长势很好。九棵树全活了，新发的枝条嫩绿嫩绿的，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，像九个人站成一排在你耳边窃窃私语。

刘德彪开始四处找人。他先去镇里告状，说我在他祠堂对面种树搞封建迷信、破坏乡风文明。镇里派了人来调解，来的人姓马，是司法所的一个老调解员，在镇上干了快二十年。老马在我家院子里坐了一下午，喝了我三壶茶，听我把前因后果讲完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叹了一口气。

“小周啊，你这事……”他欲言又止，最后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别闹太大，差不多就收手吧。”

我笑着点了点头，说：“马叔你放心，我有分寸。”

老马走了之后，在镇上给刘德彪回了话。回的是什么我不知道，但从那以后镇里再也没派人来过。

刘德彪又去法院起诉我，说我种的树影响了祠堂的风水和景观，要求我移除树木、赔偿精神损失。庭前调解的时候，我把那块宅基地的红本往桌上一拍，说了三句话：“地是我的，树是合法的，槐树不属于违禁植物。”

法官翻了翻材料，把刘德彪叫到一边谈了十分钟。第二天，刘德彪撤诉了。

祠堂的工程停下来了。

原因是工地上接连出了好几件邪门的事——搅拌机无缘无故坏了三次，挖掘机挖出了一窝白蛇，一个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折了腿，虽然不严重，但足够让剩下的人心头发毛。工人们私下议论，说是那九棵槐树把祠堂的地气压住了，再修下去怕是要出人命。包工头找刘德彪结账，说什么也不肯继续干了。刘德彪又找了两个施工队，人家来现场看了一眼那九棵正对着祠堂大门、越长越旺的槐树，扭头就走。

到后来，连村里人都开始嘀咕了。有人跟我传话说，刘德彪他老婆在家跟他吵架，骂他吃饱了撑的去招惹那个外姓小子，现在好了，祠堂修不成不说，全村人都在看笑话，刘家的面子都被他丢光了。

第三年春天，祠堂的主体框架已经锈迹斑斑，裸露的钢筋上长满了红褐色的铁锈，远远看去像一具没皮没肉的骷髅架子杵在那里。工地上的杂草长到齐腰高，野猫在未完工的墙角下下了两窝崽。村委会那边没人再提祠堂的事，好像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不存在。

那年清明，刘德彪中风了。

消息是他儿子刘小伟传出来的。那天早上刘德彪起床去上厕所，走到一半突然歪倒在地上，半边身子不能动了。送到县医院抢救了两天，命保住了，但右半边身子废了，话也说不利索了。

刘小伟在医院走廊里跟人说，他爸这辈子最顺风顺水，从不吃亏，唯一栽的这个跟头，就是一个外姓小子和那九棵鬼树。

刘德彪出院那天，我在镇上碰见了他。他坐在轮椅上，半边脸僵硬没有表情，嘴角歪斜，口水不受控制地从嘴角流下来。刘小伟推着他从医院大门出来，看见我迎面走来，脸色变了，低下头假装没看见。

可刘德彪看见我了。

他歪着嘴，用那只还能动的左手死死地抓住轮椅扶手，浑浊的眼睛瞪得老大，死死地盯着我。我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，他的喉咙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，像是在说什么，又像是在骂什么。我没听清，也不想听清。

我停下脚步，低头看了他一眼。

他老了。不是正常的老，是被抽走了精气神的老。两年前那个叉着腰站在工地上颐指气使的村支书，如今蜷缩在轮椅里，像一截被蛀空了心的老木头。他的眼神里还有恨，但更多的是无力——一种明知对手就在眼前却连手指都抬不起来的无力。
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轻声说了一句话。声音很轻，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。

“刘书记，那九棵槐树，快能打棺材了。”

他的脸瞬间涨成了紫色，喉咙里发出一声拉风箱似的嘶鸣。刘小伟猛地转过头，对我怒目而视，嘴唇动了动，大概想骂人。

我没给他开口的机会。

“外姓狗，”我叫了他一声，他愣住了，“是你先这么叫的。”

然后我转身走了。

身后传来刘小伟的骂声和刘德彪越来越急促的喘气声。我没有回头，大步走进了七月刺眼的阳光里。阳光很好，晒在脸上热辣辣的疼。

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银杏树下喝酒。月亮很亮，把那九棵槐树的影子长长地拖在村道上，像九个沉默的守卫。三年了，它们长得枝繁叶茂，最高的那棵已经有七八米高，树冠张开像一把巨大的伞。夏天蝉在上面叫，秋天叶子落一地，冬天光秃秃的枝丫上落满了雪，春天新芽冒出来，嫩绿嫩绿的，好看极了。

我靠在椅背上，把二锅头倒在两个杯子里。一杯自己喝，一杯摆在对面的空位上。

“爷爷，”我仰头看着头顶的银杏树，自言自语地说，“你别怪我。这世上有些人，你退一步他就进一步，你让一寸他就要一尺。你教我与人为善，可你没教我被欺负到头上了还要忍气吞声。”

夜风吹过，银杏叶子沙沙地响，像是在回应。

就在这时，一阵风突然从对面那片烂尾祠堂的方向吹过来，比刚才的风大得多，还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凉意，混着铁锈和潮湿泥土的气味。

紧接着，我听到了一种声音。那声音从槐树那边传来，起初轻得几乎听不见，像是什么东西在轻轻摩擦，断断续续的。我放下酒杯，偏头细听——那声音越来越清晰，像是有人在用指甲刮着树皮，又像是一个喉咙被堵住的人拼了命想要说出什么话来。

我站起身，走到院门口。月光下，九棵槐树纹丝不动，连叶子都没有抖一下。但那声音确实存在，从第一棵树和第三棵树的方向同时传来，像是某种规律被打破之后产生的紊乱回响。

声音没有持续太久，大概一两分钟后便渐渐消散在夜风里。但我注意到另一件事——祠堂那锈迹斑斑的钢梁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缠上了一层白雾。那雾的形状很奇怪，不像是自然形成的雾气，更像是被什么东西牵引着，贴着钢梁缓缓移动，在月光下泛着微微的磷光。

而更奇怪的是，那层白雾涌到祠堂边缘时，像是碰到了一堵看不见的墙，怎么也散不到槐树这边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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